贪污是一种严重破坏国家经济建设、严重败坏党、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形象的犯罪现象。在我国，自1952年《惩治贪污条例》中把贪污作为独立的罪名规定以来，我国刑法虽然对《惩治贪污条例》中规定的贪污犯罪的内容有所调整，但贪污罪作为一种具体罪名还是保留了下来。公正客观地说，对贪污罪进行独立的规定，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刑事立法例。但是，也应该看到，该罪名使用至今，特别是开放以来，已很难适应贪污犯罪的现实，在其使用中甚至出现严重背离贪污罪立法主旨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分解贪污罪罪名，也许更能有效地打击贪污这一类犯罪现象，也许更能有效地保证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从而更有力地维持党和国家的形象，并且也更能符合设立贪污罪罪名的本来目的。

　　一贪污罪是由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盗窃、骗取、侵吞公共财产的行为。贪污罪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它具有极其严重的性质。首先，它的犯罪主体一般都受到党和国家较多的教育和培养，受到国家、人民和单位的信赖，从事管理性公务。这就要求他们廉洁奉公，管理好、使用好公共财产。但是，他们不但不尽职责，反而利用人民、国家对他们的信赖，利用人民、国家赋予他们的权利，利用其从事的职务之便，实施盗窃、诈骗、侵吞公共财产的犯罪行为。这就从主体身份上比普通公民所犯的盗窃、诈骗罪具有更大的道德邪恶性、欺骗性和危险性。其次，贪污犯罪是以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为犯罪对象，并且是上述犯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的。这就决定了这种犯罪具有犯罪数额大，犯罪更为隐蔽，更易于得逞，因而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更为严重的特点。近几年的实际表明，在犯罪数额上，贪污犯罪比普通盗窃罪、诈骗罪等犯罪更为大得惊人。如，在普通盗窃案中，盗窃十几万、几十万者实属比较罕见，而贪污罪中，贪污十几万、几十万的已是十分平常的案件，贪污数百万、上千万的案件却经常见诸媒体，如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案，如原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闫健宏除受贿、挪用外，仅贪污一项就攫取国家财产65万元人民币和1.43万美元，伙同他人共同贪污公款150万元;原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副局长赵国利贪污1071万元;原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东风办事处会计薛根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其他犯罪分子，内外勾结，共同贪污公款3344万元的中国最大贪污案，等等。仅1995年，人民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万元以上的经济犯罪案件14402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296件。检察机关在1995年查办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达49亿多元。因此可以说，普通的盗窃、诈骗、侵吞案件是难以望贪污罪之项背的。再次，贪污犯罪严重腐蚀党、政府的机体，毒化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严重腐蚀干部，妨害国家机关、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活动，败坏国家机关的廉洁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制造对党和国家机关的不信任情绪。总而言之，贪污犯罪从其犯罪本身及其影响、道德上的邪恶性而言，表现出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对它给予严厉的惩处是完全应该的，合情合理的。

　　重惩官吏利用职务进行贪赃的犯罪，是中华民族优秀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代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巩固，澄清吏治，总结历代兴亡更替经验的产物。从历史上看，作为现在理解的主要贪污行为之一的监守自盗，在中国古代立法中，其处罚是一直重于普通盗窃罪的。《唐律》规定：“诸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者，加凡盗二等，三十匹绞。”很明显，监守自盗比普通盗窃在同等数量的情况下加重两个量刑等级。自唐律以来，赃有所谓六赃之分。唐律规定之六赃，指强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窃盗、受所监临财物、坐赃(其重轻依此次序排列)。显然，在这里并未把监守自盗独立规定为六赃之一。但到了明清律中，由于统治集团认识到官吏贪赃枉法对王朝的存续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它会激起民变，造成革命，因而对六赃及其轻重次序作了重新规定。其从重到轻排序为：监守自盗、常人盗仓库、受财枉法、窃盗、受财不枉法、坐赃。把监守自盗列为六赃之首，认为它的危害重于常人盗仓库。在处罚上，清律规定，常人盗五两者，笞八十，而监守自盗一两以下，即笞八十。常人盗八十两者，罪止绞，而监守自盗满四十两者，斩无赦。这就使监守自盗成立犯罪的起点及同等数额下的受刑量大大高于普通盗窃。

　　重惩公务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立法原则，尽管各国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不同，也尽管在许多国家中贪污贿赂之风盛行，丑闻不断，但他们的立法几乎都意识到：必须严格禁止公职人员利用职务非法占有公共或私人财产的任何行为，并比一般非公职人员犯罪的法定刑要重。例如，法国刑法典规定：由行使公安司法权力或负责履行公共事业服务任务的人，在履行职务或任务中，或者在履行职务或任务时盗窃，比普通人犯盗窃罪的法定刑提高67%左右，上述人中利用职务便利诈骗的，比普通诈骗提高法定刑40%至一倍。同样，司法代理人、司法助理人员在履行职务中或履行职务时，或者因其身份地位，滥用他人信任，侵吞其财产的行为，比普通人滥用他人信用的法定刑提高2.3-3倍。德国刑法典则规定，滥用公务员职权诈骗救济金的，是特别严重的情节之一，其法定最高刑因此比普通诈骗救济金的最高刑高一倍。在加拿大，犯普通盗窃罪的，其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而公务员拒绝提交其任中收受、保管、管理或管制的任何物品的，受有权要求提出之人之请求而拒绝或不为提出者，其最高刑为14年有期徒刑。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无例外地规定盗窃、骗取国家或公共财产比一般盗窃、诈骗重，其中当然包括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盗窃、诈骗、侵吞公共财产的行为。由此可见，重惩公职人员利用职务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立法体例，也是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包含着人类社会对公职人员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科学认识，值得我们借鉴吸收。

　　因此，无论从历史文化传统、国外的立法经验，还是从贪污犯罪的危害性本身来看，对它适用比普通侵犯财产罪更严厉的刑罚措施，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我国刑法在立法之初也是如此规定的，具体表现为：1.刑法对贪污罪的构成没加数额限制，不同于普通盗窃、诈骗罪的成立必须数额较大;2.对贪污罪必须予以判处没收财产或者判令退赔;3.贪污罪的起刑点为拘役，眯死刑，均比盗窃、诈骗、抢夺等罪高一刑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