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化名)曾经是一个有家不能归的人，一个当了多年村干部的父亲，7年来回想一段往事就“隐隐作痛”的儿子。现在，他是老家湖南祁东县公安局认定的“积极主动的典型”，一个挪用公款后潜逃7年又积极自我救赎的嫌疑人。

　　1992年6月至2002年6月，李凯在担任湖南祁东县太和堂镇某村信用站业务代办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20.1万元，取保候审期间潜逃，2003年4月被祁东县检察院批捕。

　　2008年12月，李凯将在外打工7年积攒下来的钱归还了所有剩余欠款14.1万元。今年4月20日，李凯前往祁东县公安局投案自首，并被执行逮捕。所不同的是，上一次公安局对他“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这一次“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

　　沉沦：两个“在乎”使他误入歧途

　　今年34岁的李凯一直悔恨自己“当年不懂事”。实际上，在熟悉他的人看来，那时的他正是“少年得志的代表”——20岁当上信用站站长，23岁成为村支书。当上信用站站长的第一年，李凯负责的信用站存款成绩位列全镇第一，有乡干部高兴地对他的父亲、前任站长李挺(化名)说：“儿子比老子强啊!”

　　当年的李凯只在乎两件事：怎样让领导觉得自己主持的村务工作做得好，怎样让别人尤其是朋友觉得自己“玩得转、讲义气”。

　　事后，李凯才意识到，正是这两个“在乎”使他误入了歧途。李凯说，他挪用的公款中“……一部分是借给了朋友无法及时收回，还有一部分用在日常生活开支上”。

　　据起诉意见书称，李凯挪用的公款用于“建私房、赌博、私自借给他人和自家日常生活开支等”。“他就是好面子”，李凯的中学老师刘金卿说，李凯出手比较大方，记得有两年李家同宗举行清明会，40多个人的吃饭、坐车等开销，都是李凯一人支付。

　　现在，有着一段不堪回首经历的李凯，只希望在法庭判决之后，能有机会“安安心心做点小生意，赚钱还债”。

　　逃亡：在近十个工地做了3年泥水工

　　2002年7月的一天，李凯代表本村参加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后，直接爬上了前往云南的列车。这个念头在他退还了7万元赃款、无力再填补10多万的窟窿后，就打定好了。“我想债总是要还的，外面的钱收不回，我去外地打工，挣了钱就还。”

　　2002年6月25日，祁东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接到举报后，同日立案侦查，6月27日，李凯被刑事拘留，7月19日由公安局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2003年4月14日，他被祁东县检察院批捕。侦查查明：1992年6月至2002年6月，李凯在担任太和堂镇信用站业务代办员期间，利用工作之便，挪用单位资金共计人民币20.1万元。

　　李凯逃亡时，除了随身带着1000元钱，几乎没有任何准备。他逃亡到云南的原因，只是认为西南地区“更加偏僻，不容易被人找到”。

　　10多天后，李凯辗转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地上的泥水工。泥水工劳动强度极大，每天工作长达十多个小时。“下了工地，累得不行，可又睡不着，心里不踏实啊，人在这种心理状态下特别累。我好想我的两个孩子，想我的父母，我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

　　李凯做了3年泥水工，换了近10个工地，在这些工地上，他没有朋友，也不敢和别人结交，碰到带有湖南口音的人都赶紧掉头，或者缄口不言。他每天只是埋头做事，多做工，多存钱。

　　3年后，李凯从云南逃到桂林，当面包工学徒。30岁的李凯，要听从十几岁师傅的差遣，每天战战兢兢地做出如同一座小山一样多的面包。

　　学徒期满，李凯开了个小作坊，卖些水果。在将近7年的逃亡时间里，他存下了七八万块钱。

　　2008年12月18日，李凯将这些年的积蓄和从亲戚朋友处借来的钱，共计14万余元，从广东深圳电汇至太和堂信用社，将自己挪用的公款全部归还。

　　亲情：老父种12亩地帮儿子还债

　　“李凯能用打工赚来的血汗钱填补过去的亏空，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父亲李挺就跟我提过多次，一定要还钱。”刘金卿说，在他们眼中，李挺是个“诚挚、坦荡”的人，一个主持了20多年村务工作从未犯过错的乡村干部。

　　李挺1970年开始主持信用站工作，1992年后由儿子李凯接任，1998年在村支书位置上退休。这位现年65岁的老人，身材瘦弱、身形佝偻、一身酱紫色的皮肤。为了帮儿子还债，老人现在还种了12亩地，每年卖谷子，能存下四五千元。

　　李挺将信用站工作交给儿子的第一天，就正告他：“这都是老百姓的钱，是国家的钱，账目一定要清白，白天去拉业务，再苦再累，晚上也要登记好。”

　　李凯接管信用站工作第一年，信用站的存款成绩位列全镇第一，有乡干部对李挺说：“儿子比老子强啊!”李挺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回来后对儿子讲：“有点小成绩，还要多加把劲。”

　　但李挺从来没有看过儿子的账本，直到2002年6月底，李凯被公安机关带走时，他才听别人说起。李挺备感诧异，儿子回来后，他板着脸只说了一句话：“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然后蒙头躺在床上。李凯不知道，父亲一宿未睡，第二天一早就去找亲戚朋友借钱了。

　　李凯逃亡前没有告诉父亲，1个月后打来了电话，李挺没有接，只是让人告诉李凯：“想办法，就是不吃不喝也要还钱!”

　　李凯出事后，李挺一人种了12亩地，农忙时期，他也不敢请人，即便是村民主动帮助他，执拗的老人也不接受，他怕还不起人情。

　　4月20日，李凯从广东回祁东自首，老人4点半就起床了，在火车站接到儿子，老人哭了，连行李也没卸下，就带着儿子直接走向公安局。父子俩一前一后，一路无语。

　　[警方说法]

　　李凯投案自首当日，被祁东县公安局执行逮捕，同日由公安局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公安机关表示，李凯的投案自首有示范作用，在祁东县经济领域中，有关挪用资金案还有10余起，警方欢迎那些嫌疑人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且会请求有关机关对投案自首者作出从轻处罚。

　　[律师说法]

　　湖南湘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勇平认为，李凯在取保候审期间脱逃，加重了他的罪行，但是他能够全数还清所挪用的款项，证明本人有醒悟的表现，建议法院综合考虑量刑，给出一个相适应的判决。

　　[对话李凯]

　　“总算把压在心口的巨石搬走了”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出逃的?为什么要逃呢?

　　李凯：我在2002年7月的一天，开完党员代表大会后，就直接上了去云南的火车。虽然走得匆忙，但并不是一时的冲动。那时我已经没有办法了，还有10多万的窟窿无法填补，我意识到只有去打工还债。

　　记者：当时有没有意识到这样可能会加重处罚?

　　李凯：我没有考虑那么多，一心只想早点还钱。与其在家里一筹莫展，还不如外出打工，毕竟自己做错了事，就要自己承担。

　　记者：你挪用的20多万元是如何花掉的?

　　李凯：2002年7月，我退还了部分赃款，共7万元。剩余的部分，有一些借给了朋友，借出的钱当时无法及时收回。现在我也不打算收了，只怪自己当时年轻不懂事。

　　记者：这7年你是怎么过的呢?心理压力很大吧?

　　李凯：7年时间，我有3年多在云南，后来去了桂林。去云南就是考虑到那地方偏僻，在那里，没有熟人、也没有朋友。最开始那段时间心里特别紧张，晚上睡不着。那时我常想，我的一生竟然有了案底，这辈子该怎么过呢?

　　记者：去年还上的14万都是自己打工赚来的?

　　李凯：自己赚了七八万吧，家里垫了一些，找亲戚朋友借了一些。不管怎么样，我总算是把7年来压在心口的巨石搬走了，恳请政府能对我宽大处理。

　　记者：4月20日回家是7年来第一次和父亲见面吗?

　　李凯：是的。我的大儿子今年9岁了，7年来也只和我见了3次面，而且每次都是在外地，我不敢回家啊。对亲人我很亏欠，我现在只想多赚点钱，以后再补偿这份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