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贿案件当中，行贿人的证言对于证实受贿犯罪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哪怕受贿人交代得多么清楚，如果行贿人不予证实，就不能认定受贿犯罪。

　　与其他证人不同，行贿人在受贿案件中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利害关系包括：①行贿人本身也可能构成犯罪，指证受贿等于自证其罪；②行贿人曾经或一直从受贿人手中较大地获取好处，从良心和利益方面考虑，行贿人均不愿“加害”于受贿人；③有的行贿人与受贿人有亲属关系；④有的行贿人原本与受贿人就是朋友，或者在行贿过程中与受贿人产生私人感情而成为朋友；⑤行贿人往往处于受贿人的职权管辖之下而受制于后者；⑥行贿行为在某些行业普遍存在，行贿人向检察机关揭发贿赂行为，在某些人看来是出卖行规的“恶行”，行贿人不得不担心自己成为行业“公敌”；⑦行贿人还担心今后受到权力部门的避忌，必需的交往难以为继?。这使得突破行贿人并不见得比突破受贿人容易。因此，突破行贿人，需要讲究一定的策略和技巧。

　　兵家有三十六计。这里笔者也尝试归纳出突破行贿人的十条策略和方法，都是来自于近十年的办案实践，未必全面准确。今奉上于此，愿就教于各位行家。

　　一?开门见山法

　　所谓“开门见山”，就是接触行贿人时，直接向其表明我们找他的目的。此法的缺点是难以在行贿人身上挖出其他人的犯罪问题，但它具有快捷高效的优点，适用于受贿人已经交代的案件，特别是涉及行贿人众多、取证时间紧迫的案件。笔者1994年办理的原宝安县国土局局长朱欣乐等人受贿窝案和1996年承办的原宝安区运输局科长朱育才受贿案，交代涉及的行贿人?包括直接、间接、共同的行贿人?有几十人。人数众多而目标明确，我们就是运用了这一方法，在较短时间内一一突破。

　　找到某个行贿人，我们通常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朱欣乐?朱育才?因为收受他人财物，已经在我们检察机关协助调查了。他已经主动讲清了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涉及你。我们今天找你，就是落实这些情况……”这样就能让他明白，我们是要他讲清楚送钱给朱欣乐?朱育才?问题。假如不是开门见山，而是对他说：“你知道我们干吗找你吗﹖”或者说：“你好好想一想，你给谁送过钱﹖”那么这个行贿人也许半天摸不着头脑?说不定他还真的干过不少违法的事情，也给不少人送过钱?。耽搁了时间不要紧，就怕他反倒会以为我们没有掌握谁的确实问题，只是瞎诈他而已：等到我们切入正题，他可能就会死活不承认了。

　　有一点须注意，开门见山并不是把所有的情况向行贿人全盘托出，而是该露的露，该藏的藏。一般来说，我们只需将行贿对象挑明即可，至于行贿金额、时间地点等具体细节则不要透露，以免有诱供诱证之嫌，并防止细节万一不准确而给行贿人有空子可钻。开门见山也并不是说话直来直去，而是该明白的明白，该委婉的委婉，即使说来别扭或者有违语法也不要紧。请注意上面对行贿人所说的话，是不是有点罗嗦和不通顺，但这样说的效果比严谨的说法要好。严谨的说法是这样的：“某某因为受贿，巳经被我们逮捕了。他交代了你行贿他的问题。今天我们找你，就是调查你这个问题。”听这么一说，行贿人早吓得魂飞魄散、避而不及了，哪里还敢讲问题。还有，上面的“落实情况”，搭配也不太合语法，应该说“了解情况”。但“了解”这个词，含有“问问你，看有没有”的意思；而“落实”，就表示“肯定有，要你讲清楚”。两种说法的力度大相径庭。

　　二?分化瓦解法

　　所谓“分化瓦解”，就是制造假象、挑拨离间，瓦解行贿人之间或者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同盟关系。类似兵法中的“离间计”。此法适用于具有两名以上共同行贿人的案件和行贿受贿双方关系密切、有过攻守同盟的案件。1998年我们侦查原宝安区建设局副局长黄锦平案件时，传唤了共同行贿的兄弟俩，在相邻的地方隔开问话。起初兄弟二人“同心同德”，决不开口。我们就使用了“分化瓦解法”，先释放弟弟，放人的时候，故意带弟弟到哥哥的问话室，当着哥哥的面对弟弟说：“既然你愿意配合?他确实口口声声称愿意配合?，那么你先回去。”接着对哥哥说：“你给点钱给他坐的士。”弟弟拿到钱，未及多言，就被带出。哥哥脸色大变，以为弟弟已经“变节”。接下来一轮猛攻，终于把哥哥突破了；然后再回头把弟弟找来，告诉他哥哥已经交代，结果弟弟也讲清了有关问题。

　　注意事项：实施分化瓦解法，很多时候要制造假象，但造假要留有余地，以免行贿人出去以后一沟通，认为我们恶意骗他们，羞怒之下进行翻供、翻证。譬如上面我们当哥哥的面对弟弟说的话，就不能说成“既然你讲清楚了，那么你先回去”，但说“既然你愿意配合”就没有错，就留有余地了。就算他们出去沟通，也只能怪自己理解错了，不能说我们骗他。

　　三?打消顾虑法

　　行贿人有的处于受贿人的职权管辖之下，害怕日后遭到刁难而不敢指证受贿；有的担心事情张扬出去会对自己的声誉带来不良影响：有的惧怕受到行贿罪的法律追究：有的怕自己讲了对方没讲，害了人家……心存种种顾虑，往往是行贿人不肯开口的重要原因。我们在询?讯?问行贿人的过程中，要揣摩行贿人的心理，准确猜测他的顾虑所在，有针对性地打消他的顾虑。对于害怕日后遭刁难的，我们可以告诉他，受贿人已经下台，再无权力了；对于担心事情张扬的，可以向他宣传我们的工作程序和保密制度；对于畏罪的，可以出示有关“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的法律规定及相关案例；对于担心害了别人的，告诉他人家已经主动交代……在上述朱育才受贿案中，许多经营汽修厂的行贿人开始都不肯指证朱育才受贿，就是因为汽修厂是归运输局直接管辖的，而朱育才正是运输局的“现管”，得罪不得。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在找他们取证时，明确告诉他们，朱育才这个科长现在没得当了，以后也没得当了。行贿人解除了顾虑，纷纷配合了取证。

　　四?唤起良知法

　　有的行贿人虽然一时也会负隅顽抗，态度恶劣，但其良知尚存，通过耐心的思想工作，唤起他的良知，仍然是可以争取他的配合的。1999年我们立案侦查了原宝安区运输局城区交管所所长梁洪举受贿、私分国有资产案，其中有梁洪举在单位建房过程中收受包工头张某贿赂的问题。张某被找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拒不交代行贿事实。我们了解到张某根本不具备承揽建筑工程的资质，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再次与张某展开了深入的谈话：“张某，你的工程队有建筑资质吗﹖”张某说：“没有。”“你这样搞工程很危险的，你想过没有﹖”张某低头沉默。“重庆虹桥就因为无证施工，倒塌了，死了很多人，你知道吧﹖”张某点点头。“你建的交管所楼房里面住的都是干部职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且不说你要不要坐牢，你的良心过得去吗﹖”张某额上沁出了汗珠。我们抓住时机，再刺激了他一下：“你无证建房，当然不对；但梁洪举收了你的钱，难道他就不用负责任吗﹖难道出了问题要你一个人承担吗﹖”张某听了如梦初醒，很快就交代了行贿梁洪举的事实。

　　五?大胆拘留法

　　在传唤、拘传谈话不能达到目的时，大胆对行贿人采取拘留措施，能够彻底打破行贿人的侥幸心理，收到良好效果。1997年，在侦查原观澜镇组织部部长莫汉光贪污受贿案中，我们传唤了香港行贿人陈某。陈某百般抵赖，气焰嚣张。眼看12小时将到，不放人就会违法；如果放人，恐怕再也难找到他了。根据掌握的证据，领导果断决定，如果他再不交代，就拘留他。办案人员给陈某下了最后通碟，给他20分钟考虑，陈某竟当即把手一伸，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说：“不用考虑了，要抓就抓吧?”办案人员不予理睬，20分钟一到，一言不发，把陈某往看守所一扔，扬长而去。这时，陈某才知道是来真的。第二天提审，陈某乱了阵脚，乖乖交代了他行贿莫汉光的事实；不但如此，还供出了他行贿其他几个人?其中有一名处级干部?的问题，使我们挖出了案中案。

　　六?因势利导法

　　所谓因势利导，就是对于一些欲言又止，或者交代得不够彻底的行贿人，用各种办法引起他对我们的认同感，从而引导他更加积极指证受贿犯罪的一种做法。2001年上半年，我们立案侦查了原深圳机场集团公司法律部主任苏某收受某律师100多万元好处费的案件。这名律师到案后，通过做思想工作，他初步交代了问题，其间对苏某疯狂向他索要近乎一半律师费之多的好处的所作所为表示出极大的不满。我们意识到这名律师是个可以争取的对象，便就苏某的为人与他聊起了天。我们根据对苏某为人的了解，表示赞同这名律师对苏某的评价，双方谈得颇为“投机”，最后“达成共识”：苏某素质低下，不配当法律工作者，他今天出事完全是咎由自取。聊天之后，这名律师颇有遇见“知音”之感，重新将事情经过作了更加清楚的交代，还讲出了曾经与苏某串供作假证的事情，并提供了当时二人炮制的假证材料?成为本案的衍生证据?，而且主动提供了苏某向他索贿的录音、书证和其他重要证据，对成功定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七?逼蛇出洞法

　　有的行贿人由于不愿作证，想方设法躲避我们。人海茫茫，还真不容易找。有一招叫做逼蛇出洞，就是制造声势，仿佛已经布下天罗地网，非抓到他不可的样子，以此把行贿人逼出来。2001年我们立案侦查的原建设银行深圳市铁路支行行长黄伙贵受贿案中，就有一名行贿人地产商陈某，第一、第二次接触虽然没有完全交代清楚，但态度还算诚恳；第三次约见时，他听信了社会上的一些传言，躲起来了，只通过家属、朋友和我们联系，经多方做工作仍不肯露面。我们就运用了“逼蛇出洞”的谋略。一方面，我们向陈某的亲友表达了检察机关要找他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大张旗鼓地调查他的地产公司的经营情况，煞有介事地向他的亲友通报我们发现的问题，同时监控有关人员的行踪。陈某终于坐不住了，频频通过亲友前来打探消息。我们顺势放出风声：只要陈某出来，就不会过多地难为他；如果还是不出来，就要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在躲藏了近一个月后，陈某终于主动出来，交代了其行贿黄伙贵的事实。事后他说：“东躲西藏的那段日子，提心吊胆，真不好受啊？”

　　八?交朋友法

　　有的行贿人，既不敢得罪检察机关，又不信任检察机关。他对我们采取半回避的对策，一面不肯正式接触我们，或者肯接触我们但不交代问题；一面又通过一些社会关系联络我们，企图探听虚实。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在遵守办案纪律、有利工作的前提下，不妨和他交交朋友，取得他的信任。在办理黄伙贵案件过程中，就有这样一名颇有背景的行贿人，开始的时候回避我们，见摆脱不了就改为敷衍，但他私下里又通过熟人关系联系我们。征得领导同意后，我们与他进行了几次朋友式的交往，这名行贿人逐渐了解了我们的政策，消除了戒心，最后向我们讲清楚了行贿问题。

　　九?给面子法

　　有的行贿人爱面子，我们就给他面子；投桃报李，他也会配合我们取证。1994年办理朱欣乐案件时，我们找过一名极具知名度和政治背景的行贿人朱某。当时我们了解到他正在办公室，进去时为了防止他听到风声溜走，我们对他的秘书说是政府的人找他。见面后，他一看是检察院的，很不高兴。我们知道他是忌讳外界知道检察机关找他，马上顺水推舟，说，为了保护他的声誉，我们不让任何人?包括他的秘书?知道检察院来找他。朱某一听，十分感激，态度立刻转变，很快讲清了问题。为了表示照顾他的面子，我们只让他在笔录上签名，免盖指印?其实法律也并没有要求同时签名和盖指印?，朱某更加感激不尽。

　　十?利用讲情人法

　　行贿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社会关系。有时候行贿人刚刚到位，讲情人就来了，这给我们突破行贿人带来了一定的干扰。但是，只要我们恰当处理好与讲情人的关系，反而可以将讲情人为我所用，协助我们突破案件。在办理黄伙贵案件中，我们找了一名行贿人李某。李某很害怕，不愿开口，并请来一位熟人帮忙讲情，这位熟人恰好认识我们办案人员。我们热情接待了讲情人，将案件的利害关系告知他，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和政策，然后，征询他的意见：“既然你出面，我们确实不想难为他；可是这个问题黄伙贵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落实不行啊。你看怎么办才好﹖”讲情人想了想，说：“你们说得有道理。这样吧，我试着和他谈一谈。”最后，讲情人做通了李某的思想工作，使他配合我们讲清了问题。李某减少了麻烦，讲情人也帮到了朋友，二人皆大欢喜。